1950年秋，周文武同学在“军大”毕业后，就离开了景色秀丽的桂林，奔赴新疆工作。
文武同学生在广西柳城县里村的一个壮族家庭，三代单丁，祖传的几亩地因无劳力耕种，全靠出租维生。
1949年底，家乡解放，他高中未毕业就投身革命，考入中南军政大学广西分校学习。
次年8月，他和我们四位“军大”同学，分配到新疆军区二十六师78团工作。
当时，我在78团任见习干事，文武同学在干部轮训队(后调侦察连)任文化教员。
他到以后，为了活跃连队文化生活，便昼夜加班地把“军大”编印的革命歌曲集，一一抄写在旧报纸上。利用空隙时间，给战士们教唱。
有时教得嗓子都唱哑了仍不罢休，非得教会不可。所以，团部每次开大会，连队拉歌子，他所在的连队会唱的歌子最多，拉拉队也最活跃。
展开剩余81%冬季，部队开展文化学习，他针对连队文盲半文盲较多的情况，把大家编成三人小组，每组配上一名文化稍高的当“小教员”，开展集中教，分散帮的“兵教兵”活动，经过一冬的学习，使大家基本上达到会读，会写，会用1500字左右。1952年，新疆八一农学院成立了。文武同学被选送到该院农经系学习，他没有辜负组织的期望，经过两年的勤学苦读，以优异的成绩毕业。
回团后担任了团财务股的主管会计。为了培养人才，加强财会队伍建设，他建议并协助领导开办了财会训练班，把自己学过的知识，结合部队实际情况，编写成通俗的教材给学员讲授，为基层培养了第一批财会骨干。
1957年，正当部队向着正规化国营农场前进，也正是文武同学年轻有为，意气风发的时候，一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。作为出身不好的知识分子，平时又心直口快的周文武，只因为在一次闲谈中，他说过这样一句话:“包谷面在我们家乡是喂猪的。”
就因为这句话，他就被认为是对现实不满，被开除干部队伍，工资由100元降为50多元，下放连队劳动改造。
周文武不服，多次向组织声明;这话我说过，但绝不是有反对的意思。叫我到连队劳动我服从，这顶帽子我绝对不能接受。
次年，部队开发新垦区，建立一批新农场。
当时位于沙漠边缘的共青团农场，场长王凤元和政委谷继丰了解周文武的为人和业务能力，要他一同前去，担任农场会计。
共青团农场是个三面被沙漠包围，遍地是梭梭、红柳，经常有野兽出没的地方。
建场时，住的是地窝子、吃的、喝的全部都要从老远的地方运去。
但是，莫索湾的拓荒者，文武同学和干部工人起，起早摸黑，苦战了一个春天，开荒、修渠，按时播种，然后，他又深入田间地头，把每个连队，每块条田的亩数，丈量核实得清清楚楚，为年终结算和来年耕种计划提供了可靠的依据。
更可喜的是、农场头一年的生产获得丰收，创造了当年开荒，当年生产，当年获得丰收的奇迹。此后又连续几年好收成，一年一个新台阶，产量不断上升。
1962年，忙完秋收，团领导对他说，周会计，你今年30出头了，该成家了。咱农场的姑娘少，给你探亲假回家乡找一个好吗?
他却回答说，秋后正是训练财会人员的好时机，等训练任务完成我再回去。
于是又干到临近春节，文武同学才回到阔别十几年的家乡，经亲友介绍，与一位朴实勤劳的农村姑娘黄寿株结了婚。并将家属接回农场，此后三年之内喜得-子一女。两口子为此而深感欣慰。
但是好景不长，到了1966年，在那场史无前例中，即便远处沙漠边缘的共青团农场也不能幸免。
团场主要领导均被打成坏分子，头上还戴着“右派分子”帽子的周文武，无疑与坏分子一起关进“牛棚”发配到最边远，最艰苦的连队去监督劳动。白天干重活，晚上被批斗，每天必须完成打土坯1500块的任务，少一块都要重罚。
1971年后，形势开始好转。领导干部陆续恢复工作。文武同学被安排到6连当副连长兼会计。
他还是跟从前一样地尽心尽责为大家办事，看到青年职工的宿会多年失修，他就带领大家拉草和泥，上房泥粉墙壁，修门窗安玻璃，使宿舍环境焕然一新。
文武同学的原则性很强，该办的事积极去办，不该办的事他绝对不干。
有位上海的青年职工探家时因到外地游玩面超过了假期，回队后不仅要求报销所有的路费，还要领取逾假期间的工资，文武坚持按财务制度，只给他报销了应报的路费和工资，不管这位职工怎样苦求，晚上还提上礼物上门求情，周文武仍然是一句话:“请原谅，违反原则的事我不能干。”
1977年，连队种了一些红薯，连领导集体研究决定:每斤一角钱，每户分给40公斤，不料分到最后几家时，红薯就不够了，文武断定这里头一定有鬼。
他便亲自追查，果然是有位领导私自装走了几麻袋，给上级送人情，文武发现后，毫不客气地说，这事是大家研究决定的，我们要对职工负责，谁送去的就由谁拿回来。
第二天，少了的红薯很快便退了回来，尽数分给职工，没有漏掉一户。
改革开放以后，文武同学干劲更大了，他根据连队土地条件，扩大了瓜地种植面积，在单一种植小籽瓜的基础上，增加了大籽瓜、哈蜜瓜、小梨瓜等七八个品种，同时做好拉沙改土，点种、压秧等田间耕作。使瓜生长旺盛，八月初就大量成熟，来连队拉瓜的卡车排成了长队，年终结算仅瓜地收入就达10万元，使连队经济状况大为改观。
1980年，文武同学终于摘掉了20多年的“右派分子’帽子，团领导准备调他到团部任成本会计，当征求他意见时，文武以长期在基层工作，身体较差为由，推辞掉团部成本会计的重任。
后来到了只有五六十人的打井队任会计，到打井队工作的两年时间，由于他精打细算善于理财，队里的经济效益大增，盖起了三栋平房，每个职工都搬进了新居。大家都称赞地说，幸亏我们队里有这样一个好会计。
1983年，石河子农学院邀请他到学院讲课，并与他商量调动工作的事。
谁能料到，他讲课回团没几天，农学院的调函也已发出，他却因心脏病复发，送医院抢救无效，于5月7日离开了人间。
30多年来，他扎根边疆。一直生活、战斗在团场基层，经历了坎坷不平的道路。他一生刚直不阿，勤恳工作，直至奉献了生命，忠骨埋在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边缘。
文/陆振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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